来源：人大CMF
邹静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孟星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本文节选自《国际经济评论》2023年第2期。
本文字数：542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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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进入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新阶段，从疫情发生到防控政策调整，在此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已经或将会受到哪些影响？对此问题，较早放松疫情管控的发达国家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些经验证据。
一、疫情对劳动需求的影响
总量层面，疫情冲击使得大部分行业的劳动需求总量均有所下降，这背后短期、长期原因都存在：短期因素主要源于企业停工停产以及防疫政策相关因素限制，这些因素有望随着疫情消退和经济复苏而缓解；长期来看，疫情会改变企业对于风险的认知，投资、扩张等决策会更加谨慎，因此企业的用工需求并不会马上恢复。除此之外，疫情期间自动化水平的提升也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长期影响。相比于黑死病等历史上的大流行病，新冠疫情的独特之处在于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和深重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二者都会加速自动化替代进程。鉴于自动化替代和有关技术进步大部分属于不可逆过程，因此疫情加速自动化替代将会对劳动力需求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
除总量影响外，疫情还会给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同群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
（1）分技能来看，疫情导致的自动化替代加速和居家办公普及都会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带来更多负面影响：一方面，自动化进程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产生更多影响，那些工作内容偏简单重复的低技能岗位在疫情中受到自动化转型影响的比例是高技能岗位的数倍。另一方面，低技能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大部分难以实现居家办公，因此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普及也更加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尽管随着疫情消退，居家办公比例预计有所下降，但仍有多种因素可能导致居家办公长期化，包括：企业前期在居家办公方面进行的大量物资、人力资本投资、疫情驱动的居家办公相关技术创新、优于预期的居家办公体验，以及对于聚集和感染风险的厌恶。
（2）分性别来看，疫情对于女性劳动需求冲击更大。回顾美国自90年代以来经历的三次主要经济衰退（90年代初衰退、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都是男性所受需求冲击更大。但此次新冠疫情则截然相反，表现为女性所受就业冲击更大，因此，有学者将以往衰退称为男性衰退（mancession），而将新冠疫情带来的衰退称为女性衰退（shecession）。造成女性衰退的需求面因素主要与女性就业的行业/职业分布特性有关：其一，疫情期间受创最严重的恰恰是女性就业占比较高的服务业，而非男性占比更高的制造业，同时女性在难以居家办公且高接触密度的职业中占比也很高。其二，居家办公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对女性劳动需求造成了更多负面影响。居家办公相比于线下办公具有更难监督、更难协调的特点，信息不对称因素可能阻碍女性获得平等的就业和晋升机会。其三，自动化替代放大了女性受到的劳动力需求冲击。女性在受自动化冲击和病毒感染风险两方面都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且在低工资和低受教育水平的女性中更为明显。
（3）分年龄来看，疫情对于年龄分布两端的劳动力冲击最大：对于年轻劳动力而言，劳动需求的冲击主要源于疫情导致的企业经营收缩。原因之一是此次疫情中遭受重创的服务业以往吸纳了大量年轻人。另一原因是年轻人因为缺乏工作经验，在企业后进先出的裁员模式下，年轻劳动力往往面临最先被裁风险；对于年长劳动力来说，居家办公的普及不利于年长劳动力的需求恢复。基于美国的调查发现，年长劳动力比年轻劳动力更加难以适应居家办公，并且考虑居家办公模式的延续性，这可能制约年长劳动力后续回归劳动力市场。
二、疫情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疫情对劳动供给总量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以美国为例，疫情之后美国职位空缺数大幅提升，其背后伴随着大面积的辞职行为，这一现象也被称为大辞职（Great Resignation）。此外，从劳动参与率来看，2022年10月美国劳动参与率（62.2%）比疫情前低1.2个百分点，相当于约180万人永久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疫情对于劳动供给总量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疫情对劳动力直接的生理影响。对于已感染群体，大量感染者在感染后一段时间仍会受到长新冠的影响。对于未感染群体，担忧感染风险是限制劳动供给的主要原因；其二，疫情可能对劳动者心理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反映在对劳动者心理健康和风险预期的改变上。疫情暴发后，世界范围内的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都有明显提升。此外，疫情还会影响人们对于风险的预期，由此导致的疤痕效应将永久性地影响人们的预期；其三，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人力资本的丧失。长时间失业不仅会打击劳动者继续求职的信心，而且可能导致技能的永久性衰退，其中工作的中止会导致企业特定人力资本的损失，而长期失业则会导致一般性技能的衰退。此外，对于网络的拥有和应用程度的差异会进一步放大疫情带来的人力资本冲击。疫情期间大量的教育培训活动转为线上进行，但这一点对于许多硬件欠缺的社区和个人来说很难实现，这种数字鸿沟现象将使得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积累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
疫情同样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结构性影响：
（1）分技能来看，低技能劳动力劳动供给下降更多。考虑疫情中的病毒感染风险，从事面对面接触较多、难以居家办公等高风险职业的低技能工人，其劳动供给意愿下降得更多。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各行业的职位空缺率数据看出：疫情发生以来，住宿、餐饮等低技能行业职位空缺率上升得最多，而金融、教育和信息等高技能行业职位空缺率则上升相对较少。
（2）分性别来看，女性劳动供给下降更严重，尤其是有孩子的女性。以美国数据为例，在美国防疫措施最为严厉的时期，女性所受冲击明显大于男性：已婚/未婚和有/无子女的各个分组中，女性就业率下降幅度都高于男性。这既与家庭分工的社会传统有关，也与男性/女性选择减少劳动供给所面临的机会成本大小有关。女性衰退在以往经济衰退中并未出现，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各类女性就业降幅均显著低于男性，而且已婚并育有子女的女性群体就业率在危机期间甚至不降反升。
（3）分年龄来看，年长劳动力可能选择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同时年轻劳动力可能选择慢就业形态。疫情的冲击会导致高龄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意愿降低，甚至选择提前退休。疫情发生后，美国年长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比其他年龄恢复得更慢，背后至少有三方面原因：其一，年长劳动力面临更高的病毒感染风险以及感染后高的住院率和死亡率；其二，疫情期间政府的财政补贴政策抑制了年长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意愿，使得年长劳动力可能选择提前退休；其三，社会给失业者造成的心理压力可能促使年长劳动力转向提前退休。失业者往往会承受再就业的压力，而失业到退休这一转变使得年长劳动力面临的就业方面的社会期待发生了变化，因此疫情中失业的年长劳动力可能会考虑提前退休。与年长劳动力不同，年轻劳动力倾向于在观望中选择慢就业。一方面，疫情导致的劳动力市场摩擦加剧打击了年轻劳动力的求职意愿。另一方面，一些群体特征也导致年轻人在择业时抱有宁缺毋滥的态度。
三、疫情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整体影响：长期还是短期？
前文已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分析了疫情对于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那么这些因素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最终均衡究竟有何影响呢？当前在劳动力市场出现的问题究竟是短期还是长期问题？做此区分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是短期问题，意味着随着疫情消退和经济活动的复苏，问题可能自发得以解决，因此无需过分担心；但如果是长期问题，就需要政策的额外关注。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提及的短期/长期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即便是一些所谓的短期问题，一旦叠加疫情对于劳动力生理、心理的长期影响，其持续时间都可能延长。
（1）疫情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总量影响背后长、短期因素并存，因此会一定程度上导致劳动力市场总量的长期萎缩：从劳动需求角度来说，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萎缩而导致的劳动需求减少更多是短期问题，有望随着经济活动复苏而得以缓解，但疫情期间自动化进程加速而导致的劳动需求下降则更多是一个长期现象；从劳动供给层面来看，疫情期间政府的失业补贴和因疫情导致的新增家庭事务负担属于短期因素，而疫情给劳动力在生理、心理以及人力资本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是劳动供给面的长期因素。此外，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变化也降低了就业的匹配效率，佐证之一就是美国劳动力市场贝弗里奇曲线的移动：在疫情发生前的二十年时间里，美国的失业率与职位空缺率一直保持着较为温和稳定的对应关系，而疫情发生后每个空缺岗位对应的失业者数量出现了大幅上升。
（2）分技能来看，供需两方面因素都使得低技能劳动力面临更大的冲击，而其中需求面的负面影响更大。导致低技能劳动供给减少的主要原因与该群体面临更高的接触密度和感染风险有关，预计这些与疫情相关的因素较为短期。但自动化替代过程的加速将对低技能的劳动需求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如果考虑需求面居家办公模式的延续性以及供给面部分低技能劳动力的永久性退出，那么这些因素会固化低技能劳动力需求萎缩的长期性。
（3）分性别来看，供需两方面因素都对女性更加不利，而其中供给面的负面冲击更大。需求冲击主要与女性的行业/职业分布有关，因此预计随着经济复苏会有所缓和。当然，如果同样考虑自动化的不可逆、居家办公的惯性等因素，相应需求面冲击可能会有所延长。相比之下，供给面冲击可能更为长期。因为冲击源于疫情给女性带来的额外家庭负担，鉴于家庭分工模式的惯性，女性衰退问题可能有长期化倾向。女性衰退还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更为深远的长期影响：大量的劳动经济学文献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充当家庭内部第二挣钱人的角色，这意味着在以往男性衰退中，一旦家庭中男性失业，女性可以增加劳动供给，作为家庭收入的补充来源。在美国的前几次男性衰退中，女性就业的灵活调整是劳动力市场得以较快恢复的原因，但疫情带来的女性衰退可能会使得劳动力短缺问题更加长期化。
（4）分年龄来看，受冲击较大的群体主要是年轻和年长劳动力。尽管两者所受冲击来源不同，但影响都较为短期。对于年轻劳动力而言，劳动需求因素主要与经济活动萎缩有关，而劳动供给原因则与年轻人的就业态度有关，有望随着经济景气而有所调整。对于年长劳动力，劳动需求冲击可能源于疫情期间自动化、居家办公的推广，而劳动供给冲击则主要反映在年长劳动力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上，其原因又跟政府补贴政策和更高的感染风险有关，将随着疫情消退而逐渐恢复。
四、对于中国的影响及启示
由于在防疫和就业政策、人口年龄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中国劳动力市场所受影响程度有所不同，本节总结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在疫情冲击下的共性和特殊性，并提出相应的策建议。
（1）劳动市场总量层面问题预计会随着疫情消退后经济复苏而较快好转，但仍需重视疫情引起的一些长期影响，比如自动化替代、劳动者的生理和心理变化等。从自动化过程来看，受到芯片短缺和供应链受阻等因素影响，中国的自动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从劳动供给意愿来看，中国劳动供给意愿仍处于较高水平，没有出现类似美国的大辞职现象。尽管如此，社会、政府和企业仍应重视疫情的这些长期影响，例如关注受到自动化和数字鸿沟冲击的群体，以及重点关注疫情之中相关从业者的身心健康。
（2）对于低技能劳动力，要做好疫情期间民生兜底以及职业培训工作。疫情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额外冲击在中国同样存在，对于这部分群体，一方面要制定好民生兜底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和企业应该及时给予低技能群体就业帮扶，通过包括职业技能培训等在内的渠道，共同帮助这一群体适应数字化、自动化生产，提升职业技能。
（3）对于女性劳动力，政府、企业、社会要帮助她们解决就业的家庭后顾之忧，切实减轻女性的就业障碍。疫情对女性就业的长期影响主要反映在劳动供给上，而制约因素往往与家庭事务负担有关。短期内，要改变家庭内部分工模式的难度较大，但政府可以通过尽量保障学校、托育机构的有序运营，以力图将女性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同时，企业也应当理解和支持员工，尤其是女性员工对于照料家庭的诉求。
（4）重点关注年轻群体就业问题。当前，中国年轻人就业压力大的问题仍较突出，而这事关社会民生稳定、经济发展潜力等多个方面。年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与摩擦性失业有关，且存在学历越高就业匹配度越低的问题，因此应当着力从就业市场信息的流通等途径缓解摩擦性失业问题，而要提振劳动供给，则可以从社会、学校、个人多方面帮助年轻劳动力调整就业预期。
（5）关注疫情带来的资源错配问题。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等因素加剧了职住分离现象，这会增加劳动者居住地的财政支出压力，由此导致财政收支的空间错配。除空间错配外，疫情还可能带来资源的时间错配，比如部分年长劳动力选择提前退休，将给养老金与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一定负担，相当于社会保障体系收支的一种时间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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